出路：从可持续出发，从道德出发　　社会发展讲求可持续，老建筑保护也要讲“可持续”。建筑，归根结底还是用来供人居住使用的，它不像其他文物那样易碎，且不可修复；相反，许多建筑遗产却越使用越能够带来生机和活力，比大门紧闭式的保护效果反而要好得多。从欧美国家看，许多世界闻名的建筑遗产现在都在使用，并且效果良好。　　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建筑系副教授阎亚宁认为，再利用是重要手段，而其目的在于保存并延续建筑遗产的价值，一个成功的“再利用”不会减损建筑本身的任何重要价值，而是在利用的过程中使其得到适当的展示。　　那么，对一座老建筑究竟如何利用、何种形式的利用才是合理利用？对 此，励小捷提出，建筑遗产的再利用必须在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上进行，将保护和利用有机结合起来。　　具体来说，一是凡能够用于文化展示的就不用于商业目的，凡能够坚持公益性的就不搞经营；二是需要和有条件进行产业开发的，优先安排文化旅游和创意产业；三是适合商业用途如餐馆、旅店的，也要注意突出建筑遗产 的历史、地域价值与特色，在内容与形式上彰显建筑遗产的文化元素；四是无论何种利用形式，在内容上都不能违背公民教育的准则和社会道德的底线 。　　探索：建筑遗产的“再激活”　　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建筑遗产再利用方式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其过程的 复杂性。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周俭认为，某个建筑遗产如果谈到“再利用”，往往其原有的使用功能已经消失或衰退，或者现有使用功能会对建筑遗产的保护产生负面影响，此时就很有必要提出“再利用”需求。“什么样的‘再 利用’才有利于保护，这里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某个成功的案例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但是并不一定可以推广使用，所以需要具体问题具体 对待，因地制宜。”　　那么，我们中国的两岸四地是如何保护和利用我们的古建筑的呢？　　香港：政府参与，“活化”古建筑　　对于古建保护的原则，香港特区政府在政策制定之初便提出了“活化”的概念。特区政府官员林郑月娥说，“活化”就是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的生命、新的用途。强调以创新的方法予以善用，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　　香港“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从2008年开始，已实施三期，令12个项目旧建筑“老树发新枝”，包括闹市区的“雷生春”、位于离岛的“大澳文物酒店”。 前者曾是雷氏家族跌打药店，现在被香港浸会大学活化为大学中医药学院雷 生春堂，为市民提供中医医疗保健服务；后者由废弃的旧大澳警署活化成文 物酒店。　　“在保护建筑物承载的历史文化的同时实现经济，保育与发展三轨并行。” 香港活化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委员林筱鲁指出，委员会评审时主要考虑项目新用途是否与原来用途匹配，以及项目对公众的开放程度。活化的历史建筑由非牟利的社会企业进行经营，政府担任支援和监察角色，运营单位须在开业2年后能达到自负盈亏，政府则提供不高于500万港元上限的拨款。　　林郑月娥认为，政府必须重视文物历史和民众要求。“最重要的原则是要维持城市发展和文物保育的平衡。”她说，在制定和落实建筑文物保育政策时 ，要兼顾几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公众的利益；其次是尊重私人产权；再者要 考虑政府财政负担。　　澳门：古建再利用，兼顾“私业”　　相对香港“主要针对政府所有的历史建筑”而言，澳门则有“兼顾私人产业文物”的经验。　　澳门文化财产厅厅长张鹊桥介绍，澳门大部分文物属私人产业，文物再利用必须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多方合作。“各方利益平衡是关键，业主需要在此过程中获得经济利益，公众需要享用文物的权益，文物自身需要得到保护。”　　以典型当铺建筑“德成按”为例，张鹊桥介绍，2000年业主有意出售“德成按”并实行改建，政府主动与业主接洽，并协议政府出资140万元进行修缮，修缮后政府可利用底层及货楼作“典当业展示馆”；其他楼层交回业主使用，其 后该部分开设集精品店、图书馆、茶馆及展览馆于一体的文化会馆。　　再有崇義堂一例。何族崇義堂的建筑年代以及原始用途均无确切的资料证明，而且在数十年间被不同的学校使用，建筑内外布局均被改动，还增加了不少附属建筑。2010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与业权人达成合作共识，对何族崇義堂进行“活化”。为了发掘其完整的历史文化价值，澳门文化局 先后对何族崇義堂进行了三期考古工作，其中包括对地下室发现的疑似夯土 墙遗迹的考古发掘。“通过‘再利用’，全面地揭示了何族崇義堂建筑物本身的历 史演变进程，也为研究澳门旧城区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财产厅建筑师梁慧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