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大街

    “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谢泳先生在《梁思成百年祭》中说：“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

    梁思成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论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彭真说你若是皇帝，一定是个暴君。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梁思成沉痛地说，彭真曾在天安门上告诉他：“中央一位领导人曾经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当时我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很不以为然。”梁思成曾想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更有效的集中领导”，汲取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百余年来的发展经验，解决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问题，希望把北京建设成像华盛顿那样“风景优美、高度绿化、不发展大规模工业的政治文化中心”，“能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世界旅游城市”。而这些想法实在就是一介书生的肺腑之言，“没有想到反对谁”。

    当听说自己曾经勘察过的河北宝坻县一座辽代古庙被拆毁后，思成先生不禁发出了一句近乎禅语的感叹：“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活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演讲，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成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

    50年代借口反对浪费国家资材而开展的对梁思成“复古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讨论的延续。梁思成并不赞同简单地将古代宫殿式的屋顶生硬地套在西式建筑头上，这并不符合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在1944年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认为这类建筑“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北平）协和医学院与（成都）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

    和当时的许多文化批判一样，文化并非讨论的内涵，甚至根本不是讨论的内容。需要的是取代，是从根底上动摇所有领域中权威者的文化信念。最便利是办法，莫过于以不可反驳的气势压倒被批判者，将人的文化思维引到一种既定的政治目标上来。李辉先生在《梁思成：永远的困惑》一书曾经摘引了1955年《文艺报》一篇题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的错误》的批判文章：

    “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做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看齐。”

    几十年前，任公为爱子选定远离政治的建筑为业。与任公初衷相悖，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硬是将身有残疾的书生梁思成深深地卷入旋涡。

    梁思成自认为“对党的教育方针存在不同看法”，而这在50年代的中国无疑是大逆不道的。“院系调整时把综合性的清华大学改为工科大学，我觉得可惜，这是和我的‘通才’教育思想相抵触的。”“现在群众批判我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杂家’，把青年引入歧途。但是从建筑人材的培养看，我仍认为建筑师需要有丰富的外围科学知识。”

    1955年，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没有把他的内心世界摧毁。当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基本评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存在着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它的具体表现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大部分教师片面强调“建筑即艺术”，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艺术作品，然后才是工程建设”。在进行专业教授过程中，贯穿着唯美主义思想，强调清华建筑系与其它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学生掌握“艺术”，错误地认为工业建筑是低级的，学好民用建筑就会作“艺术要求较低”的工业建筑。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培养工业建筑设计干部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任务，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教学过程中传播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着“清不如明，明不如辽，辽不如唐”的观点。同时，北京开始了它消失的命运，而梁思成却沉默了。

    1957年3月2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梁思成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发表了意见。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厂，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厂，我看不太妥当。”他还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

    梁思成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他没有留住双塔庆寿寺和东直门城楼，它们还是消失了。

    在“一切以人民的名义”的名义下，梁思成沉默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已被剥夺看《参考消息》资格的梁思成夫妇听朋友说《参考消息》上刊登了著名翻译家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叛逃”美国的消息，梁思成睁大眼睛说：“这消息可靠吗？”妻子随口问了一句：“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到国外去吗？”

    “离开中国？不！1947年我离开美国回国前夕，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对我说：‘共产党要来了，你回去干什么？’……我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坚决回来了。多年来我感到幸福的是国家需要我，因此我心甘情愿为祖国奉献一切。……我所唯一可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识献给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没想到因此反而成为社会主义的罪人。”“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国外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