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卫城博物馆的建筑师屈米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带领人们回到古典时代，但他至少是使得他们面对了，多少也接受了一种极为不同的、现代人对于古典的理解。它的“热点”不仅仅来自于那潮水般地涌进戏剧化空间的观众，而且来自于连篇累牍的报章，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把新博物馆落成和向大英博物馆的声讨联系起来。

　　帕特农展厅只是沿袭了一个长方形的形状，事实上它四面通透的光线条件，以及为此把中央凿成天井的做法正好和结实深邃的神庙内部相反。　　对于2009年完工的雅典卫城博物馆的设计者而言，最不祥的一句评语可能是“班门弄斧”—谁敢轻易和“西方文明中最伟大的一座建筑”比肩呢？人们一提到卫城就忍不住要朗诵拜伦式的诗句，连两字一行都还是加感叹号的呢！哦，希腊！哦，雅典！就连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的雷蒙德·胡德也在幼年的速写簿上画了他心目中的“帕特农神庙”（这一位后来盖起了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不要说，捎带上希腊化地区的其他城市，更不要说和埃及、两河文明相比，卫城的建筑成就并非独一无二，但是它在西方建筑中的地位却举足轻重，这又应了一个大俗词：里程碑。　　在此“历史”笼罩了一切。　　旧的卫城博物馆是1874年的事了，这段时间欧洲可以说是兴起了“博物馆热”。在卫城的文物受到妥善保护前，发生了让希腊人至今耿耿于怀的事情：伙同当时统治希腊的昏聩的奥斯曼帝国官吏，英国外交官额尔金（他的后代下令烧毁了圆明园）将帕特农神庙的大半山墙板及另一些重要雕饰劫运到了英国，这些东西现在被称作“帕特农大理石（雕像）”。1950年代，应和着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独立的希腊人对他们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发掘，旧博物馆的两座小房子已经容纳不下了，与此同时，希腊人也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从大英博物馆中索回他们的文物，一座新的卫城博物馆将有助于推动这一事业，因为某些英国人声称，在希腊找不到适合储存这些文物的地方。　　不经意间，这里涌现出了一个关于博物馆建筑的文化问题：如果把博物馆的展览对象看成某种客体，文物和其发掘地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又有一种观点认为，物质历史应当尽量在空间“原境”中展示，以便更好理解它们的意义，有点像是“原汤化原食”的意思。可是雄踞的卫城太过强势，所以新博物馆的选址和样式都颇费踌躇有哪个建筑师可以自信满满地说他的房子能和这“最初的房子”竞争？　　1976年和1979年，希腊政府终于有机会举办了两次建筑竞赛来决定谁设计这座重要不过的建筑，参加的全是本国建筑师。但是，遗憾得很，两次竞赛都未能产生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于是1989年又举办了第三次竞赛，并且把参加范围扩大到全世界，这次是意大利人尼科内蒂和帕萨雷尼赢得了竞赛，但好事多磨，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这次竞赛的结果居然再次宣布无效，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即使主办方提供了三处卫城脚下的建筑基址供选择，最终选定的旧军营-警察局所在依然有严重的文物安全问题这一点也不奇怪，在那样的地方浅浅一铲子挖下去，难保不带出点拜占庭或罗马的钱币呢。更重要的是，以他们的传统为自豪的希腊人在此事上显然是非常保守的，卫城脚下的基地其实已是很晚近的19世纪城市格局了，但即使古典主义和艺术装饰风格的建筑也是受保护的对象，只能适当改建而不能轻易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