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Tacoma艺术博物馆

    从资本主义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变迁中，整个社会结构、文化和政治的中轴原则也发生了变化，社会民主化、生产商品化、文化世俗化成为了必然趋势，这些变化所产生的震荡逐渐波及到博物馆学。从20世纪7、8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已成为最具世界影响的文化事件之一，日益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并且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影响着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传统世界观。由于后现代思潮的特点：要求去中心化（decentering）、解构（deconstruction）、差异（differend）等特点，博物馆——艺术的殿堂，其神圣的地位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正慢慢被艺术生态中的其他角色所消解（Unmaking），而这种消解涉及到博物馆本身机构运作模式的改变与艺术生态中新增的其他替代性角色的发生。

    博物馆地位的消解与其本身的变革

    博物馆馆曾经是收藏珍宝的场所，而珍宝的价值很大程度取决于它的独特性。珍品通常是独一无二，我们有时费尽周折去某个国家、某个小小的博物馆也许仅仅为了亲睹其中一件藏品。这个时期仿佛是美术馆的现代主义时期，现代主义的博物馆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大致可概括为：鄙视民主，认为民主即混乱；敌视大众，认为大众粗俗无文；崇尚古典，认为古典最高尚。而在今天我们在虚拟的世界里欣赏的艺术珍品甚至比亲眼所见的更清晰可靠。当今人们显然更看重可复制和存储的信息资源，而不是罕见的物品。虚拟艺术博物馆，网上海量高清图片，各种媒体的实况报道……这些事物都在瓜分公众对博物馆内实体展览的关注度，博物馆对艺术品的垄断地位被瓦解，它必须寻求其他方式吸引公众前去观看，艺术博物馆真的要与游乐园竞争游客了吗？似乎这已经成为事实，只是没有人愿意承认，但是当你在大城市里随机调查过路的情侣，便会发现拥有纪念品商店、咖啡厅、艺术书店、有趣展览的艺术博物馆已然成为约会的绝佳场所。在这种亲民的路线下，艺术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喜爱，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无疑对于提高公众的综合素质，丰富公众的文化生活有着积极的效用。与此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美术馆的开放度与前卫性，博物馆每策划一个展览，都要考虑预计的参观人数是否能够回本，台湾故宫博物院曾做过一个“选出你最喜爱的前十位藏品”调查，发现网路民众调查结果与专业评审团所评选出的结果有很大出入，而博物馆必须平衡专业评审与公众评审结果之间的差别，对公众的审美喜好做出妥协。美术馆的民主化让它不复是圣殿。

    1962年，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 ）对博物馆“艺术圣殿”的地位作出嘲讽，公然提出“商店宣言”，要求把所谓的艺术神殿变成商店。而今，艺术博物馆虽然不是商店，但其结构及经营管理都俨然已成为一个商务经营综合体。董事会几乎由清一色的商人组成，他们习惯于轰轰烈烈的机关事务，喜欢像公司企业那样排定明确的职位座次。有理由相信这种状况会因董事们的势力和博物馆财政的必需而而永久存在下去，也许还会因官僚资本的发展得以进一步的巩固。 博物馆史研究者认为在机构和经济运作上，美国的艺术博物馆在20世纪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主要的发展动力是富有的企业家和财阀。通过帮助建立大型美术馆，这些独立个人或家族一方面对社会作出公益贡献，一方面也通过这些公共文化机构巩固了他们的社会权利和对城市的控制。美国艺术博物馆在60年代以来的一大发展是“赞助人”（patronage）的变化，从单独的富人变为企业和财团。一旦企业和财团通过董事会等决策机构控制美术馆的发展方向和运作方式，他们就促进了美术馆企业化的进程，越来越注意对经费和投资的吸引以及与商业流通的协作。展览越来越成为时政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在这个层次上与城市行政结构发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大型美术馆的主要计划已经不再由策展人、评论家甚至馆长和展览主任控制了，而是变成企业和政府的行为。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霍温主义”形成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70、80年代，大都会博物馆在托马斯·霍温的领导下，变革性地采用了公司使用的以钱生钱的管理方式，艺术界后来称之为“霍温主义”，他是博物馆采用公司模式的第一人，率先敏锐地确定了“艺术博物馆的参观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观念。如此一来，艺术博物馆 “神殿”的位置开始让位于对观众口味的考虑。那种与美术馆企业化、机构化的过程密切相关，且能吸引大量观众的流行展览对美术馆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艺术博物馆逐渐变成一种文化产业，多数时候会成为一个地方名片，反映一个地方的人文风貌，为一个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潜在的机会。它用具体可感的可实践的方式反映一个地方或区域的文化软实力，通过这种软实力吸引更多的人前去瞻仰，博物馆行销变成机构管理的重要一环。